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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蘭克:司法審判中的人格偏見和非理性因素
      2019年08月05日 09:33 來源:人民法院報(2019年8月2日) 作者:陳皓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簡介:杰羅姆·弗蘭克(1889年至1957年)美國法學家,曾任律師、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法官,曾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任教,代表著作《初審法院:美國司法的神話與現實》。 

        美國法學家杰羅姆·弗蘭克認為,真實的司法過程,不僅僅是一個理性思維流動的過程,一個理性探求客觀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充滿了主觀色彩的心理過程。這種充滿主觀色彩的心理過程不僅發生在參與審判的所有個體身上,而且還發生在整個審判的交流過程中。

        我們可以把司法裁判的過程,通過這樣一組法學基本范疇構建起來,法律權利、法律行為、法律規則和法律責任。也就是說,當事人因其法律權利的損害訴諸法院,請求法院作出確認和支持其法律權利的判決結果,同時,對損害合法權利的一方追究法律責任。法院是否確認和支持其法律權利,需要尋找到受害人權利的法律依據,也就是法律規則;是否確認和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責任,需要判斷加害人的法律行為和受害人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同樣根據法律規則,對該行為予以評價,罪與無罪,有責或無責。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對于受害人權利的救濟,還是對于加害人責任的追究,似乎尋找到一個恰當的法律規則作為判斷的根據,就成為法院工作的核心。

        美國現代法學家杰羅姆·弗蘭克,對這樣一種以法律規則為中心的司法工作體系提出質疑。他認為,規則并不能夠確保權利的實現,在現實的司法運作中,當事人的訴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首先源于對事實的認定,而不單純依靠尋找規則。這些在法庭上“認定”的事實,決定了當事人訴求的最終命運。我們可以看到,弗蘭克區分了兩種事實,一種是已經發生了的客觀事實,另一種是被講述、被認定的主觀事實。這意味著,根據客觀事實,當事人的法律權利可能確實受到了加害人行為的侵害,然而,法庭上無法再現客觀事實,只能根據主觀事實,判斷法律權利的保護與否。證人、法官、陪審團、律師以及所有參與司法審判的人,當他們共同加入到對客觀事實的追溯過程中,無論如何都不能抵達歷史事件的客觀,他們共同拼湊的事實,導致了當事人法律權利的不確定,司法裁判的無可預期。

        那些被“講述”和“認定”的法律事實 

        弗蘭克認為,排除了那些說謊的證人,即便是一個極為“真心誠意”的證人,也不能肯定他的證詞是客觀真實的。他可能因性別、年齡、文化、地位、經歷而產生不是故意的、無意識的偏見或同情,可能因要在案件中發揮重要作用而說出并非真實的,而是被期望的答案,也可能在法庭上因為害怕、激動、過分小心而導致言過其實。這些源自證人在原始觀察中出現的錯誤,最好的測謊儀也是無法顯示的。

        不僅證人證詞是對事實的主觀判斷,而且當這些證人證詞出現在法庭上,交由陪審團和法官審查判斷的時候,他們的反應也充滿了主觀色彩。在這個過程中,同樣可能出現錯誤、偏見、疏忽大意,以及在證據資料無法充分的情況下進行判斷,于是事實認定的主觀再添主觀。

        正因為在審判過程中存在這些不可預測的主觀因素,出現錯誤的證人,帶偏見的證人,失蹤或死去了的證人,出現錯誤的法官,疏忽大意的法官,帶偏見的法官,疏忽大意的陪審員,帶偏見的陪審員……使得受到損害的法律權利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救濟,成為不可預期的事情。

        是不是我們現在才發現這種事實認定的不可能呢?為了獲得法律事實的確定性、法律權利的確定性,人們一度求助神明裁判。當認識到憑借人自身的理性可以發現和認識客觀事實,進行邏輯推理的時候,于是理性的裁判方式取代了神明裁判。但是,弗蘭克指出,這種理性裁判制度,實際上并不能真正發現和認識客觀事實。

        以理性之名的司法審判 

        弗蘭克認為,我們設計的理性的司法制度,非但不能求得客觀事實,有時反而適得其反。比如,辯護制度。我們是否完全可以通過設立對立面,通過對立雙方展開辯論的方式獲取真相呢?弗蘭克指出,帶有“狂熱偏見”的律師們在“無所不用其極”的調查過程中,有時確實可以為法庭提供了一些被忽視的證據,但是立足于保障當事人利益的律師,也常常會阻礙關鍵證據的揭示,或者對這些關鍵證據予以歪曲。在交叉詢問的環節,律師常常刺激急躁但誠實的對方證人,使他們暴露弱點,失信于法官或陪審團,使事實審查的結果最終導向有利于其當事人的方向,從而不可能為案件審理提供客觀無偏的證據事實。

        同樣,專門為解決事實認定問題的陪審團制度,這一英美法系特有的傳統制度設計,在現代司法實踐中,也逐漸暴露其非理性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缺陷,在于“概括裁定”的制度設計。也就是說,陪審團對事實的認定只提供結論,而不提供理由。并且在很多刑事案件中,雖然法律程序要求陪審團遵從法官指示,但實際上,陪審團常常無視法官指示,并且一旦陪審團作出裁定,這種裁定就是終局的,法官必須遵從。弗蘭克通過大量證據質疑說,即便陪審員了解規則,但他們真的能夠公正無偏地履行職責,冷靜權衡嗎?那些“偏見先生”和“同情小姐”,他們好像專心致志地思考案件,但實際上,這些人的心各有所屬,他們心不在焉,想著自己的工作、生活瑣事或者僅僅就是在異想天開罷了。

        而在法官方面,理性主義者描述的那種司法過程中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的邏輯推理也是不存在。弗蘭克根據心理學格式塔理論指出,所有的思維活動從來不是按部就班、程式化的,相反,人們對情景的反應是綜合之后的產物,是整體組合后的反應。初審法官的司法判斷也實踐著某種格式塔,也就是說,法官首先得到直覺指引下的判決結論,然后倒過來,尋找那些使他的判決在邏輯上顯得天衣無縫的事實和規則,尋找一些與他認定的事實一致的證據證詞,然后將恰當的規則涵攝這些事實。所以,真實的司法推理過程是一種直覺經驗的產物,它超越了分析。

      作者簡介

      姓名:陳皓 工作單位: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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