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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外交
      2019年08月01日 09:12 來源:《太平洋學報》2018年第10期 作者:金燦榮 金君達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本文借此時機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外交加以總結,以梳理四十年外交重要事件為研究方法,結合外交事件和四代領導人講話,指出四十年外交的延續性和演變過程。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精神,以及和平與發展兩大國際主題都貫穿了四十年外交歷史。隨著世界走向多元化,中國外交開始更多有所作為,并在近年增加了旨在保護中國海外利益、提出合作倡議的新內容。習近平主席的理念與鄧小平外交原則一脈相承,同時也是應中國當前的外部環境而提出。中國四十年外交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穩定外部環境,避免了重大外交事故,可以稱得上成功。

        關 鍵 詞:中國/外交/改革開放

         作者簡介:金燦榮(1962- ),男,湖北武漢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美關系,北京 100872;金君達(1989- ),男,湖北武漢人,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政治學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對外投資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開始,距今已經過去將近四十年時間。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里,我國的外交工作者為經濟發展創造了穩定的外部環境,做到了少犯錯誤、抓住機遇。我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基本上與里根推進新自由主義,權力格局從雙極轉向“一超多強”,全球化快速深入推進的世界趨勢同步進行,因此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外交也可以看作是世界全球化的時期;當今美國特朗普政府力推民粹主義政策,肆意對外發動貿易戰,預示著全球化已經進入一個阻礙重重的瓶頸期;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敵意也隨著近期中美貿易戰浮出水面,這可能帶來外部環境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筆者認為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有必要對我國的外交進行梳理,總結各個時代的外交特點、傳承性和變化趨勢。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既繼承了改革開放以來外交的一些共性,也有與新國際環境和中國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創新。縷清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外交工作的脈絡,梳理我國外交政策的發展,對于認識習主席的一系列外交新思路、理解新時期的和平發展道路有重大意義。

        一、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外交政策的綜述

        中國的外交工作分為大國外交、周邊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和多邊國際組織外交四部分,其定性基本可總結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國際舞臺”。十八大以來,根據我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系日益密切,外交工作又加上了“一帶一路”等主動加強國際參與的內容,但上述內容并沒有變化,主要可概括為以下幾條。

        (1)對美外交是大國外交的核心。在過去的四十年里,世界格局從冷戰時期的兩超對壘變成了“一超多強”,中美合作的動機隨著蘇聯威脅的下降、臺灣問題反復被炒作而從事實上的盟友轉向競爭,隨后在全球問題日益突出的時代又維持了較穩定的合作關系。改革以來的中美關系遭遇了多次風波,但總體而言控制住了風險,抓住了合作機遇,避免了美中兩國直接沖突。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美兩國關系惡化的風險快速上升,中美關系由“好不到哪里去,也壞不到哪里去”變成了“一定好不到哪里去,但未必壞不到哪里去”,因此需要格外重視。

        (2)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系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以合作為基本主題,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內容。首先是中俄關系,中俄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并于1996年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隨著中國加大從俄羅斯的能源進口,尤其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對俄國施以援手,雙方的經濟往來也日益密切。其次是中歐關系,中歐互動體現了“突出經濟合作,避免政治沖突”的外交原則。雖然歐洲國家的政治姿態、特別是部分國家的干涉主義與我國立場相沖突,中國與歐盟仍然于1985年簽訂《貿易與合作協議》,又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召開中歐峰會,以雙邊貿易促進外交關系。目前中國已經成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雙方在維護自由貿易上存在相似目標。最后是中日關系,中日關系在改革開放之后曾經隨著日本對華貿易投資熱潮而快速升溫,但臺灣問題、歷史問題和東海領土爭議影響了21世紀的中日關系,日本重新軍事化(即“國家正常化”)的努力也使得中日關系中對抗因素增加。盡管如此,兩國在區域合作、避免地區沖突等方面仍然存在合作機會。

      作者簡介

      姓名:金燦榮 金君達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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