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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實現中國刑法學的自我主體性理論建構
      2019年08月05日 10:26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姜濤 字號
      關鍵詞:中國刑法學;法治;犯罪

      內容摘要:中國刑法學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不能把希望僅寄托于西方刑法學的文化圖像。西方刑法學在我國的出現是法律全球化和法律本土化矛盾在中國當下的集中體現,表現了一種文化包容主義的價值取向,是中國刑法學超越自我、實現跨越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話語資源。

      關鍵詞:中國刑法學;法治;犯罪

      作者簡介:

        中國刑法學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不能把希望僅寄托于西方刑法學的文化圖像。西方刑法學在我國的出現是法律全球化和法律本土化矛盾在中國當下的集中體現,表現了一種文化包容主義的價值取向,是中國刑法學超越自我、實現跨越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話語資源。但是,如果不對其保持清醒認識,不對其有所超越發展,中國刑法學就會成為西方刑法學泛濫成災之地,這不僅對中國刑法學的繁榮發展沒有助益,反而使中國刑法學自身的主體性建構變得復雜。

        中國刑法學必須進行自己的主體性理論構建。中國刑法學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有自己的獨特問題和對問題的理解以及解決方式,有自己特定的民族文化以及作為這種文化的靈魂的特殊刑法學。反思建國以來我國學者構建刑法學的實踐,主導性價值觀的確立,是既得之于此,又失之于此。所謂“得之于此”,是指因對歷史變革的責任承當而一改中國刑法學與西方刑法學的張力關系,并在對客觀歷史推崇的真切體驗中改寫了中國刑法學;而所謂“失之于此”,指的則是因與歷史中心主義的價值同構,過于強調“西方化”,先仿效前蘇聯刑法學,后學習德日、英美刑法學,而從不同方向上對中國刑法學自身特性的削弱或失落。以學界有關量刑規范化的研究為例,不少學者推崇《美國量刑指南》,殊不知,如果研究中國《唐律》,其有關量刑規范化方面的規定比《美國量刑指南》更為先進,但卻比《美國量刑指南》早了幾百年。因此,我們不能機械地按照西方刑法學的范式去理解和修正中國刑法學,我們要建立的中國刑法學,應該是這樣一個,既不是中體西用,也不是西體中用,而是符合自身特點要求的理論體系。

        中國刑法學必須直面實在法治及其具體的實踐問題。刑法學不是“田園詩般的羅曼蒂克景象”,它的判斷不能沉湎于形而上學上的“自由漂流”,刑法學的研究成果應當在刑事法治實踐的諸環節如立法、司法、監獄執行中得到落實和運用,若我們對刑法學的時代性、實踐性、主體性缺乏認知,則刑法學難以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找到某些觀念的觸合點,法學體系的變革不具時代特色和時代精華,解決問題的目標體系無法建立,我們所建構的刑法學可能就類似于一鍋“夾生飯”,難以成為司法實踐的理論指南。如何避免這一問題出現,這就要求我們帶著刑事法治建設的中國問題、重大問題與現實問題,創造出具有中國主體性的刑法學話語體系,從而能夠傾聽自己的聲音和尋找到新的中國刑法學的存在方式。

        中國刑法學當關注中國問題。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中國的崛起,標志著中國將對這個時代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刑事法治及其現代化將會呈現出什么樣的時代面貌,這是需要刑法學認真對待的問題,也是中國刑法學之主體性建構的契機。中國刑法學話語體系的創新,必須立足中國國情,是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對西方刑法學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更為關鍵的是對西方刑法學的超越。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刑法學的話語體系創新必須堅持一個導向,那就是:研究中國問題,做中國文章,探討中國刑法學的融合及其知識形態。對此,國內已有學者為之付出了努力,并提出了創新性的理論主張,如陳興良教授提出的“罪體+罪責+罪量的犯罪成立論”“入罪強調合法、出罪強調合理”等理論主張;儲懷植教授主張的“數量刑法學”;等等。可以說,當中國刑法學話語體系的創新在中國法治實踐中發覺了真正的問題,并且由此展開中國式的法學探討,中國刑法學才有可能成為一種法學資源真正進入法律實踐,為法學家們所認同,為法律實踐所尊崇。

        中國刑法學當研究重大問題。刑法學作為一種理論構建不可能離開現實的法律實踐而僅僅從法學家的頭腦中產生。當代中國法治發展也正在經歷著一個從傳統法制向現代法治的歷史變革過程。這是一個從傳統法律轉變為現代法治進而建構現代化法治體系的過程,是一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內在聯系的國家法治現代化的過程。自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頒布至今,我國已有四十年的刑事法治建設歷程,在此期間,我國頒布了新刑法典,通過了十部刑法修正案,諸多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刑法分則中個罪罪名也增加到469個。同時,國家在刑事政策抉擇上也由“嚴打”轉向“寬嚴相濟”。這是國家犯罪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重大變革。中國刑法學的最深厚的動因基礎,來自于對這場重大變革的積極性、能動性回應,要堅持對刑事法治觀念、刑事法治體系、刑事法治機制等的改革與創新實踐,運用創新性的立場、觀點與方法,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刑事法治有益經驗,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的刑法學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做中國刑法學的創造者、世界刑法學的貢獻者。

        中國刑法學當回應現實問題。中國刑法學要想服務于生動的法治實踐,要回應“失語癥”的指責,關鍵在于結合“當下的社會需求”喊出自己的聲音。今天,疑難的、新奇的、復雜的刑事案件層出不窮,如許霆案、虐童案、于歡案、氣槍案等,犯罪由現實空間轉移到網絡空間,網絡犯罪成為犯罪的新形態,犯罪結構發生新的變化,如財產犯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侵犯人身權利犯罪在逐步下降,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貪污賄賂犯罪在逐年攀升,同時,毒品犯罪常年保持遞增態勢。研究這些現實問題背后的理論命題,比如,刑法的邊界是什么,犯罪化的根據是什么,是否需要堅持積極的刑法立法觀,財產犯罪與人身犯罪是否需要采取統一的解釋立場等等。以我國刑法第201條規定的“逃稅罪”為例,不少學者更喜歡立足于國外刑法學中的客觀處罰條件等解釋這一立法現象,殊不知,我國刑法中有關逃稅罪的犯罪模式設定系立法的重大創新,可將其歸納為一種二元化犯罪模式,這種犯罪模式具有報應主義與功能主義的基因,具有激勵、謙抑、效應等重要功能,可以稱之為中國刑法對世界刑法的重要貢獻。再如,周光權教授立足于轉型時期刑法立法發展,提出不同德日刑法學的積極刑法立法觀,以區別于日本學者提出的“立法的活性化”,這也是一種重大的理論創新。中國刑法立法與司法現實才是中國刑法學創新發展的活水源泉,認真對待這些問題,必將有助于促動中國刑法學激活自身的活力,確認中國刑法學自身的價值風貌,弘揚中國刑法學的風格。

        新世紀新階段,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性的歷史階段,我們必將面臨新的犯罪形勢,也將出現新的刑事政策選擇,這就迫切需要創立與發展中國特色的刑法學體系。中國刑法學是一個流動的空間,當前中國的刑事法治建設的新趨勢、新問題,正在改變著這個空間的結構,構成了中國刑法學創新發展的可能空間。珍視這種可能空間,中國刑法學才有自我的主體性建構,這也將成為中國刑法學脫胎換骨、屹立于世界刑法學之林的必然之路。

        (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法治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

      作者簡介

      姓名:姜濤 工作單位:南京師范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法治發展戰略研究所

      職務:所長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禹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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