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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方位
      2019年08月06日 09:21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作者:王天義 朱鵬華 字號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政治經濟學

      內容摘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系統分析這一經濟思想的理論方位,使其更好地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2017年 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駕馭我國經濟發展大局的實踐中形成的經濟思想正式命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并明確該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學理依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創立之時就具備了與時俱進的特征,僅從馬克思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到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再到《資本論》出版的整個歷程,就能得到很好的證明。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政治經濟學

      作者簡介: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我國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需要也必然會產生新的經濟思想。201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系統分析這一經濟思想的理論方位,使其更好地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引言

        一種重要思想的提出必然要歷經一定的實踐和理論的準備過程。從實踐層面來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源于習近平的個人知青經歷及多地多崗位的從政實踐,成于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功實踐;從理論層面來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體現于習近平從政以來所撰寫的各種論文、報告和講話稿,特別是集中體現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系列講話和報告之中。這既是習近平以往學習和實踐的經驗總結,也是實踐中被證明了的科學的思想理論。

        在學術界,程恩富(2013)、顧海良(2013)等學者較早提出并論述習近平經濟思想,他們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的新舉措和習近平關于經濟問題系列講話中的新思想、新提法、新論斷出發,總結提煉出其中蘊含著的重要經濟思想。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習近平系列講話的進一步豐富,習近平經濟思想迅速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2015)提出以后,習近平經濟思想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比如,裴長洪和李程驊(2015)、楊春學和郭冠清(2015)、胡鞍鋼和楊竺松(2016)、張占斌(2016)、楊英杰(2016)、王立勝(2016)、鐘祥財(2017)、楊承訓(2017)等學者分別從一個或幾個方面探討了習近平經濟思想,這些研究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正式提出提供了一定的理論鋪墊。201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駕馭我國經濟發展大局的實踐中形成的經濟思想正式命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并明確該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這次會議同時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以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為基本內涵。之后,這1個主要內容和7項基本內涵成為學術界解讀和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遵循。本文嘗試從學理依循、理論定位和實踐方向三個方面,按照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辯證統一,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方位進行分析。

        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學理依循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創立之時就具備了與時俱進的特征,僅從馬克思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到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再到《資本論》出版的整個歷程,就能得到很好的證明。恩格斯曾指出,“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從歷史和理論發展的軌跡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的創立,由一國到多國的實踐,從機械的解讀到結合現實創造性的發展,與時俱進已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鮮明特征,也是其保持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這是其最基本的學理依循。習近平在知青歲月時就十分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僅《資本論》就曾閱讀過3遍,并做了18本筆記。在工作實踐中,習近平十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運用。早在1989年擔任福建寧德地委書記時,習近平就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分析了經濟發展中的六種關系問題。1997和1998年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曾撰寫學術論文闡述《〈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等問題。1996—2002年,習近平在清華大學在職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他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系統分析了中國農村市場化問題,這說明他不僅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運用,而且已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專家。2001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發表《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認識》一文,從分析《資本論》的主要理論出發,深入闡述了市場經濟體制(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政治)的關系,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強調研究經濟問題要重視人的主觀因素和“學以致用”。由此可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萌發和醞釀過程中,習近平始終堅持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中國化和時代化。

        2014年7月,習近平在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2015年12月,在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習近平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2016年7月,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從“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到“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再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最終“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可見,這一時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已將其學理依循凸顯出來。

        新時代產生新思想,新思想指導新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駕馭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經濟發展實踐相結合,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豐富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學理依循的內涵。

        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定位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指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創造。”從廣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上屬于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也屬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方面,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尚不完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之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目前為止,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沒有社會主義實踐材料的分析和研究,就無法產生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以19世紀60年代及以前的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實踐為現實資料,構建了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強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資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限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真正形成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構建提供了現實資料。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用幾十年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具有開創性,其中蘊含著社會主義發展實踐的經濟規律,本質上就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實踐已充分證明,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引領下,從中央到地方對經濟形勢的把握、對發展思路的調整、對經濟工作的決策都是成功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發展真理的重要途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在實踐中產生、豐富和完善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我國經濟建設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成果。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決定》“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破題”,到十二屆三中全會 “立題”,黨的十四大“開篇”,十六屆三中全會“完善”,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得到“深化”。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體實踐來看,我們經歷了從開啟改革開放,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經濟大勢,習近平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一主題,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術語和新思想,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續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關鍵篇章。因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標志著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道路上的理論自覺和自信達到了新的高度。

        一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高度。習近平首次提出將“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另一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又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指明了方向。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內涵來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理依循;其次要從實踐出發,緊緊圍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現實,總結和提煉實踐經驗;最后要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用開放的思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實踐方向

        科學的理論來源于實踐,也必將在實踐中繼續發展。習近平曾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又要經受實踐的檢驗,進而指導實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經濟建設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這一經濟思想必將指導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實踐。

        (一)確保方向: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大優勢,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內涵和理論特征。習近平曾強調:“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確保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必然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的成就,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其中的關鍵是發揮了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領導核心作用。從主動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到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再到鄉村振興戰略等重大改革、戰略和措施的推出,均充分發揮了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值得強調的是,黨和政府在經濟工作中的職能劃分十分重要,一般“涉及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重大方針政策、工作總體部署以及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由黨委集體討論決定;經常性工作則由政府及其部門按照職責權限進行決策和管理”。

        (二)引領方向:新發展理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經歷了四次轉變。一是改革開放之初的“摸著石頭過河”大膽探索式(1980)的發展。二是20世紀90年代開啟的“發展才是硬道理”(1992)、“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2002)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2002)的全面加速發展。三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2003)。四是五大新發展理念(2015)。伴隨著發展理念的演變,我國實現了從解決溫飽,到富起來,再到迎來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時代既有新風險又有新機遇,面對國內外發展的新形勢和新挑戰,在總結和反思以往發展實踐的基礎上,習近平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新發展理念,進一步深化了對經濟社會發展本質、規律、路徑等方面的認識。五大新發展理念作為一個發展的邏輯整體,揭示了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既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和理論框架,也是其實踐綱領。從整體來看,五大新發展理念更具指導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解決經濟發展動力和發展質量問題。經濟新常態下,只有不斷通過科技、體制機制、管理等方面的創新,才能在實現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持續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協調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解決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著力增加經濟發展的整體性。特別是供給和需求的結構性平衡問題,以及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協同發展問題;綠色是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前提條件,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體現,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開放是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解決發展的內外聯動問題。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與世界各國“共同繁榮”式的發展;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公平正義問題。通過充分發揮政府的再分配調節職能,以及實施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重大戰略,讓經濟發展能不斷增強全體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經濟發展逐漸趨向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

        (三)定位方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習近平曾明確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在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指向是共同富裕,在這一實踐過程中堅持一切經濟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是確保社會主義方向的必然。由此可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定位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實踐方向。習近平反復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僅是思想和口號,更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特征。從實踐層面上來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已經貫穿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不論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還是生態文明建設;不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還是全面從嚴治黨,都將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明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角度來看,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就是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方面,堅守“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習近平既強調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又強調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并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還鼓勵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另一方面,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均要注重公平,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同時強化再分配的作用,縮小分配差距。

        (四)改革核心: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表明,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改革實踐的核心。從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四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隨著經濟發展實踐的探索和拓展,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的認識也逐漸深化。從理論層面來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界定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一是將“市場”置于“政府”之前,這一表述上的細微調整,反映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對市場機制和政府職能關系認識的突破;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決定性”替換掉“基礎性”,反映出對市場配置資源規律認識的突破;三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轉變政府職能,反映出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定位和作用認識的突破。習近平深刻地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和市場各有優勢和缺陷,正確認識各自的特點是準確定位其作用的關鍵。事實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不斷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始終要面對的課題,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更有效、政府更有為,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方向。

        (五)主攻方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重要內容,也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主攻方向。從經濟發展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通過提升供給側擴大再生產的結構來增加整個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益。低端和無效供給的存在是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通過結構性改革,才能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增強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習近平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實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變革動力、轉變方式、優化結構的關鍵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加快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堅持“三去、一降、一補”的同時,通過設備更新、智能化提升、產品升級等措施鞏固和提升傳統動能;二是著力壯大實體經濟,加強現代物流基礎設施網絡建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三是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總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工作的主攻方向,是破解經濟發展主要矛盾,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治本良藥。

        (六)策略方向:問題導向、戰略定力、穩中求進和底線思維

        以問題為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堅持正確的經濟工作策略和方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新時代面臨的新問題部署了許多新戰略,比如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和軍民融合發展戰略,這些新戰略都是基于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而提出的。習近平針對經濟領域所做的新論斷和新思想,也是在直面并回答新時代重大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過程中形成的。比如,“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定位”就是貫徹了問題導向。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踐了20多年,但問題依然突出,集中體現在束縛市場主體活力、阻礙市場優化配置資源作用的充分發揮、經濟領域腐敗問題嚴重等方面。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必然要求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讓市場釋放活力,使政府轉變職能。以問題為導向提出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同時還需要有正確的思維方法和工作策略,其中戰略定力、穩中求進和底線思維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三種方法:首先,習近平強調經濟工作要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特別是在經濟新常態的環境下,要有耐心地把面臨的經濟問題解決好;其次,習近平強調經濟工作也要保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要求統籌各項經濟政策,強化工作落實,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一張藍圖繪到底,把握改革的節奏和力度,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最后,習近平強調底線思維,我國作為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經濟體制改革“既要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后行”。

        理論成果源于實踐的深度總結,理論方位決定著實踐道路的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決定了必須堅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方位,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

       

        (作者:王天義,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朱鵬華,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副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王天義 朱鵬華 工作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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