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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史詩般的新時代到“中華民族新史詩” ——兼論當代現實主義文藝理論中的三個問題
      2019年08月05日 09:43 來源:《山東社會科學》(濟南)2018年第8期 作者:孫書文 字號
      關鍵詞:“中華民族新史詩”;文藝與時代;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

      內容摘要:文藝作品是一個民族精神特質的集中體現,標志著其文明進步程度。

      關鍵詞:“中華民族新史詩”;文藝與時代;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孫書文(1974- ),男,山東兗州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文藝學。

         關鍵詞:“中華民族新史詩”;文藝與時代;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

        內容提要:文藝作品是一個民族精神特質的集中體現,標志著其文明進步程度。文藝繁盛,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將史詩般的新時代融鑄為“中華民族新史詩”需要處理好三重關系:其一,要處理好文藝與時代的關系,文藝要與時代保持適度的張力關系。其二,要處理好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文藝創作要堅守馬克思主義人民美學的方向。其三,要處理好文藝與生活的關系,創作者要“跳入生活”,與生活“肉博”“化合”。文藝創作者要發揚現實主義精神,敢于用樸實的方式反映生活、介入現實,對生活進行典型化創造,創作出“中華民族新史詩”。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網絡文藝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6AA002)和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良性網絡文藝批評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7CZWJ05)的階段性成果。

       

        文藝作品是一個民族精神特質的集中體現,標志著其文明進步程度。“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①文藝發展繁榮,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近年來,中國文藝穩步發展,綜合水平不斷提高,出現了一些具有較高思想藝術水準的作品,但同時也應看到,有“高原”缺“高峰”的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改變,真正深刻反思歷史或現實、體現深層人文關懷的優秀作品還為數不多。“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②上述現象,在文藝界確乎存在,值得警惕。

        十九大報告提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③史詩般的新時代呼喚“中華民族新史詩”。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所進行的奮斗,推動我國社會發生了全方位變革,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面對這種史詩般的變化,我們有責任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④當今中國的巨變,為世界矚目,國力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世界地位的提升,深刻地改變著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學作品”⑤,這一說法體現了社會對文藝發展的期許,也要求創作者應有自己的責任擔當。另一方面,從史詩般的新時代到中華民族新史詩,筑就文藝“高峰”,在偉大的時代創作出偉大的文藝作品,這一命題涉及許多深層次的理論問題。

        一、文藝要與時代保持張力關系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心雕龍·時序》)。明代的屠隆認為:“詩之變隨世遞遷,天地有劫,滄桑有改,而況詩乎?”⑥在他看來,文藝隨時代演變,是天經地義之事。時代不同,為什么寫、寫什么、怎樣寫都會發生變化,梁啟超便把“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稱為文學進化“一大關鍵”。⑦時代對文藝會產生綜合性、整體性、根源性的影響,如生產力發展水平、科技進步程度會影響文藝的樣態。網絡文藝的方興未艾,是中國當代文藝的一大景觀,改變了文藝的整體格局,這便與中國網絡的普及密切相關。2016年3月,微軟機器人小冰出版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這一事件離開了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是不可想象的。再如,文藝的發展直接受制于政策環境尤其文藝政策環境。文藝是要為階級斗爭服務,還是要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對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會催生截然不同的文藝生態。

        文藝與時代有密切關系,但不能簡單地、直接對應式地理解這種“密切關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但在文論史上也不乏文藝不與時代同步的說法。法國詩人波德萊爾便認為:“一種類似的社會環境必然產生相應的文學”是“錯誤”的,并提出“坡所盡可能地、不遺余力反對的,正是這些文學錯誤”。⑧英國小說家勞倫斯則認為,“藝術總是跑在‘時代’前頭,而‘時代’本身總是遠遠落在這生氣洋溢的時刻后面”,因為“藝術的職責,是揭示一個生氣洋溢的時刻……人類總是在種種舊關系的羅網里掙扎”。⑨時代要經過層層中介環節作用于文藝,因此文藝與時代的關系具有復雜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這樣表述自己的社會結構理論:“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形態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志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更。”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總結。但在理論發展進程中,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的,有的人有意把這樣一個深刻的思想變成了“一次方程”和“小學生作業”。晚年的恩格斯針對以上狀況,重點論述了“中間因素”,闡發了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多種社會意識形式之間的“相互影響”,這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補充。普列漢諾夫基于恩格斯的“中間因素”理論,在社會結構構建中加入了“社會心理”,將原先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法律、政治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態的四層結構變為五層結構,即“(一)生產力狀況;(二)被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經濟直接所決定,一部分由生長在經濟上的全部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中人的心理;(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的各種思想體系”(11)。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家童慶炳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又針對文藝環節進行了豐富,提出“社會心理—藝術文體—文本特征”的公式(12),推進了文藝與時代關系理論的發展。

        “文學也不能與時代‘貼身’而行,喪失獨立審視的想法與能力。文學不同于新聞,不是對現實的原樣的呈現,它需要演繹‘真理’的邏輯推動力。現實再離奇、再富有戲劇性的新聞事件,若直接搬入文學,因缺少社會真理的邏輯性推進,也會缺乏文學的深度。”(13)文學如此,整個文藝亦然,在文藝與時代的張力關系中,文藝想象、藝術探索才能得以展開,文藝才會有“藝術性”。也只有如此,文藝創作者才能如前蘇聯理論家赫拉普欽科所說的,成為“真正的藝術家”,他們“與當代現實的聯系不表現在他描繪時代的熟悉特征上;這些聯系表現在世界的藝術發現上,這些發現能震撼讀者,抓住讀者的整個心靈,以自己的說服力和情感的力量使讀者傾倒,能激發讀者的思想,幫助他們理解生活和理解自己。這些發現,如果它們是真正重要的、令人信服的,它們就能打動世世代代人們的心”(14)。古往今來,打動人心的經典作品,無不具有超越性的特征,甚至達至“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張孝祥《念奴嬌·過洞庭》)的宇宙境界。

        在當下的文藝創作中,文藝與時代的疏離更應引起警惕。“回望我國文學發展史,不難發現,一大批經典名著之所以能夠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代代流傳,且至今依然輝耀著璀璨的藝術魅力,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這些作品均從某一側面折射出特定歷史時期的時代風貌與時代精神。”(15)表現同時代之事、之情,表現同時代民眾的悲歡,揭示、凝練所處時代的時代精神,是文藝打動人心的基礎所在,也是文藝發揮精神引領的基礎所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詩言志”的傳統,“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白居易)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也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在西方的文學傳統中,薩特“介入”的文學觀念也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對知識分子來說,介入就是表達他自己的感受……作家與小說家能夠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從這個觀點來表現為人的解放而進行的斗爭,揭示人所處的環境,人所面臨的危險以及改變的可能性。”(16)在中國當代文藝界,有的創作者打著純文藝等各色旗號,有意“自絕”于這個時代,在創作中不接地氣,因而也孱弱無力。主要病癥有:躲進小樓,自成一統;婆婆媽媽,家長里短;裝神弄鬼,神神叨叨。有一段時期,玄幻文藝大行其道,文學、影視莫不是鬼氣繚繞。陶東風曾以《誅仙》等作品為例進行了分析,指出那種認為“玄幻文學展示了豐富的想象力,滿足了人類追求自由,渴望自由的天性;玄幻文藝的游戲性和人類本性中的反歸、反秩序沖動是一致的”的看法需要認真辨析,當前的玄幻作品不同于傳統武俠小說,“極盡裝神弄鬼之能事,其所謂‘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種胡亂杜撰的魔法、妖術和歪門邪道之上的,除了魔杖、魔戒、魔法、魔咒,還有各種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怪獸、幻獸”,“價值世界是混亂的、顛倒的”,碎片化的歷史資料和考據知識,僅僅是用來裝點門面而已。(17)從這個角度上說,“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聆聽時代聲音,勇于回答時代課題”(18),是當代中國文藝工作者重要的責任,也是不可推卸的時代擔當。

        “逃避這個世界,再沒有比從事藝術更可靠的途徑,而要想與世界緊密相關,也沒有比藝術更有把握的途徑。”(19)德國文豪歌德的這番話令人回味。在文藝與時代的張力關系中,創作“中華民族新史詩”方有可能。

      作者簡介

      姓名:孫書文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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