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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說理論》看盧卡奇思想的一致性
      2019年08月05日 09:51 來源:《學習與探索》(哈爾濱)2018年第11期 作者:孫建茵 字號
      關鍵詞:盧卡奇;《小說理論》;“總體性”;“歷史性”;布達佩斯學派

      內容摘要:《小說理論》是盧卡奇早期美學和文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書中所探討的問題切中了人類如何應對生存危機的哲學命題.

      關鍵詞:盧卡奇;《小說理論》;“總體性”;“歷史性”;布達佩斯學派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孫建茵,1980年生,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

        關鍵詞:盧卡奇;《小說理論》;“總體性”;“歷史性”;布達佩斯學派

        內容提要:《小說理論》是盧卡奇早期美學和文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書中所探討的問題切中了人類如何應對生存危機的哲學命題,尤其提出了盧卡奇在研究中一以貫之的哲學視角。通過對盧卡奇早晚期思想的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小說理論》中隱含的“歷史性”和“總體性”視角不但沒有在盧卡奇后來的自我反思中被放棄,反而不斷加強,一直延續至晚年。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從《小說理論》中提煉的哲學視角和改變世界的哲學方法出發就可以理解盧卡奇思想的一致性問題。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生活世界現象學的文化世界研究”(15BZX077);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布達佩斯學派的倫理思想研究”(18KSB057);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阿格妮絲·赫勒的正義觀研究”(16KSB04)。

       

        盧卡奇是20世紀備受爭議的思想家之一,關于盧卡奇思想的“轉折”“斷裂”等評價眾說紛紜,因而對于盧卡奇理論軌跡的研究以及探究其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盧卡奇一生的著述有很多屬于美學或文學評論,然而他首先是一位影響著20世紀的重要的哲學家,從哲學視域出發對他的文學或美學理論加以研究,更能凸顯其思想的深刻內涵。本文從盧卡奇1916年發表的《小說理論》出發,闡明盧卡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研究中隱含的哲學視角,審視由此引發的盧卡奇對哲學視角的反思,最終在盧卡奇早期與晚期思想的變與不變中把握其一致性、連續性的線索,即盧卡奇對歷史性和總體性一以貫之的堅持。

        一、《小說理論》與隱含的哲學視角

        1914年底,盧卡奇打算寫一篇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專題論文,這可能是盧卡奇為獲取教席資格而專門準備的論文,但1915年盧卡奇應征入伍,這項研究被迫中斷且沒有再繼續完成,《小說理論》就是這篇長文的第一章并于1916年首次刊發在《美學與一般藝術科學》的第二卷中。可以說,《小說理論》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學和歷史哲學思想研究的“序言”。

        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說作品展開批判性分析,從而總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超越之處,是《小說理論》的主要內容。《小說理論》的內容簡潔明了且通俗易懂,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偉大史詩諸形式及其與全部文化的統一性或難題之關系”,這里的史詩主要是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通過回溯荷馬史詩時代的藝術形式和文化模式,盧卡奇描繪出高度理想化的盛世景象,指出“對那些極幸福的時代來說,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諸條道路的地圖,那些道路亦為星光所照亮。那些時代的一切都是新鮮的,然而又是人們所熟悉,既驚險離奇,又是可以掌握的”[1]19。在此,盧卡奇借用黑格爾關于“絕對精神”要經歷藝術、宗教和哲學的三段論模式,將古希臘精神的發展概括為史詩、悲劇和哲學三個階段,并將其擴展為歐洲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盧卡奇認為,正是由于史詩植根于和諧的文化“總體性”之中,文學、藝術形式才能與歷史緊密契合。經過悲劇時代后,小說成為史詩的真正繼承者,小說和史詩都是對生活的總體性的追求,保留了所有的文化和倫理價值,兩者都試圖將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納入到和諧的總體關系中,然而小說和史詩描繪的社會現實卻大相徑庭。

        在第二部分中,盧卡奇提出了“小說類型學”的概念,他的劃分標準是“心靈要么比給它作為行為舞臺和基礎的外部世界要狹隘一些,要么比這外部世界要寬廣一些”[1]87。如果心靈狹小,外部世界便擁有絕對廣闊的空間,反之亦然。在《小說理論》中,盧卡奇還使用了“異化”概念,他指出,“第一自然,即作為純認識的有規律的自然和作為為純感情帶來安慰的自然,只不過是人與其產物之間異化的歷史哲學之客體化”[1]57。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人類所面對的外部世界就是社會,自然界是人類對象化活動的產物和結果,也就是說,人和自然界的關系被盧卡奇轉換為個人和社會的關系,或稱小說主人公與社會的對立關系,盧卡奇由此提出了三種小說類型。

        以塞萬提斯的小說《堂吉訶德》為例,在主人公堂吉訶德的心靈深處缺乏深沉的自我反思能力,在他身上理想是清晰的,但現實卻是模糊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缺乏直接的聯系。這類小說是中古騎士敘事詩的延續,而中世紀的神奇故事在現代已經徹底消亡,小說中的英雄故事以及堂吉訶德沖向風車的英雄行為只能成為一幅諷刺畫,盧卡奇稱這類小說為“抽象的理想主義”。在巴爾扎克和福樓拜代表的“幻滅的浪漫主義”小說中,主人公的心靈世界極為廣闊,外部世界中的爭斗與爭奪可以通過心靈來化解,因而這類小說往往帶有倫理色彩,即通過設想應然的生活否認現實世界,主體的心靈體驗成為最基本、最重要和最真實的來源。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就是這一類小說的代表。第三種類型是前兩者的“綜合”,歌德和托爾斯泰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例如,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的主題就是有著各種不滿的獨立個體在理想的引導之下與當下的現實達成和解,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人道主義,即按照人性或符合人性的方式與現實和解。然而歌德小說中的總體性訴求是表面化的,其實質是人的愿望在外部世界的控制下變形的結果,和解的結果也不是歷史性地按部就班獲得的,而是在小說的結尾按照作者的愿望突然實現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托爾斯泰則是浪漫主義的最后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包含著西歐小說家所缺乏的經驗因素,俄國的歷史境況更接近自然狀態,為從總體性上刻畫和描寫外部世界提供了基礎,因而更接近于史詩時代的作品,也就是說,他的小說中再現了史詩的品格,這類小說中保留了史詩的再生形式。

        總體看來,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對以上三種類型的小說均是持批判態度的。盧卡奇認為這些小說均未能合理地展現社會生活中的真實關系,尤其是思想和現實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直至《小說理論》的最后一段,盧卡奇才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寫道:“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這個新世界——它遠離反對現存事物的每一個斗爭才被描繪為易見的現實。所以,他和他的創作形式都處在這些考察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寫什么小說,而在他的作品中顯而易見的塑造信念,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與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無關,也與對它的各種各樣的,也是浪漫主義的反應無關。”[1]141盧卡奇在此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屬于新世界”,他之所以“沒有寫什么小說”,是因為他立足于現實世界,即被描繪成一個可感知的現實的新世界。

        《小說理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作品的評價并沒有能夠完成,但我們可以根據盧卡奇1943年寫就的一篇題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概括出盧卡奇的觀點。

        一般而言,從舊世界向新世界的轉變,是歷史性特征的突出表現。體現在小說中就是作者對時代變遷的理解,以及對人們的生活狀況、道德和世界觀變遷的深刻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彼得堡這樣的俄國大城市中的貧困生活,“在彼得堡‘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中考察俄國瓦解的同樣過程及俄國新生的萌芽”[2],并且延伸到從彼得堡到窮鄉僻壤的整個社會,從日常生活到宮廷斗爭,從理性算計到審美情趣,盡可能呈現當時俄國社會的“總體性”特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描寫了俄國從農奴制瓦解到資本主義新生的過程,包括上層社會從普通大眾中分離的情況,這顯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社會變遷的一種“歷史性”描述。小說中還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虛偽、掠奪進行了有力抗議,因此,按照盧卡奇的理解,與其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小說家,不如說更像一位典型的政論家;與其說他寫的是小說,還不如說他寫的是長篇政論文章。由此可見,盧卡奇之所以要致力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代表了小說的最新形式,而此前,個人離群索居的生活是小說的主要題材,無論是抒情的理想化描寫,還是諷刺的丑化描寫,都不能揭示真正的社會基礎,更缺乏總體性和歷史性的視角。盧卡奇認為,他所生活的時代已經喪失了“總體性”的意義,尋找小說中失去的總體性就成為盧卡奇寫作的出發點。這樣,“總體性”和“歷史性”也就成為《小說理論》中隱含的評價標準和原則,成為盧卡奇后續哲學研究一直堅持的視角。

      作者簡介

      姓名:孫建茵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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