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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政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 ——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一種理解
      2019年08月05日 09:55 來源:《華中學術》(武漢)2018年第3期 作者:江守義 字號
      關鍵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政策;文藝批評

      內容摘要:《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政策性的文藝批評。

      關鍵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政策;文藝批評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江守義,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關鍵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政策;文藝批評

        內容提要:《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政策性的文藝批評。作為文藝批評,它是靈活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結果,強調文藝的反映論原則;就其形成方式、現實針對性和內容上的特點而言,又表現出政策性特征;作為政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得到堅決的貫徹和執行,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們應該兼顧其政策和文藝批評的雙重屬性,慎重對待,區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本身和它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作為文藝批評的一種,有其批評的學理屬性。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內部,由于馬克思主義強大的社會影響和政黨屬性,文藝批評有時溢出了文藝批評的學理屬性,成為一種文藝政策。政策固然有學理屬性,但更重要的是其社會影響和執行力度。這樣,作為政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就有其特殊性,不能完全按照文藝批評的一般要求來考量,還要考慮到它的政策屬性。

        政策是“國家、政黨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路線和任務而規定的行動準則。具有鮮明的階級性”[1]。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產生長久政策效應、對文藝批評和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的當首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2]。細讀《講話》文本,它帶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它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靈活運用,并強調文藝的反映論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一大貢獻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既強調存在決定意識,又重視意識的能動性。辯證唯物主義可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標簽,作為政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貫穿著辯證唯物主義精神。《講話》在論述作家感情、生活和藝術的關系、批評標準時都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就作家而言,“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同時,文藝工作者又要主動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就生活和藝術的關系而言,一方面,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另一方面,“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就批評標準而言,既強調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又要求“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指出“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對辯證唯物主義精神的堅持,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一個基本特色,這既使得批評本身具有強勁的生命力,又使得批評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和社會現實之間產生互動,從而體現出政策效應。

        文藝批評和辯證唯物主義直接相關的是馬克思主義反映論。馬克思主義反映論的顯著特色是其實踐性品格,它強調人與世界的關系首先是改造與被改造的實踐關系,在此基礎上才產生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當然,反映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一部分,反映論也貫穿了辯證精神,人對世界的反映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矛盾運動的辯證過程。具體到政策性文藝批評,除卻文藝批評的內容所涉及的反映論以外,馬克思主義反映論的實踐性品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批評產生的現實需要,二是批評形成的理論需要。具體到《講話》,就是它的現實背景和理論淵源。就《講話》的現實背景來說,《講話》是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誕生的。之所以要“整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當時抗戰處在非常艱難的時刻,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爭取抗戰的勝利;另一個原因是在延安的革命者思想不統一,文藝工作者對文藝的發展方向和文藝的服務對象沒有統一的認識,這涉及文藝在革命斗爭中的定位問題,涉及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問題。《講話》因此有的放矢,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文藝服從于政治”,文藝應該先普及后提高,首先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這些具體觀點并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毛澤東本人對文藝現狀能動反映的結果。就《講話》的理論淵源來說,它包括此前共產黨人的理論闡發、魯迅20世紀30年代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本人的理論積累。正是在這些理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加上現實的需要,最終催生了《講話》。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而言,此前共產黨人的理論闡發主要有兩點:一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自惲代英提出“革命文學”這一概念以來,李初梨強調了革命文學的階級屬性和社會組織功能,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學”,“應該而且必然地是無產階級文學”[3];蔣光慈則認為革命文學是“一條改造社會的新路徑”[4]。二是關于文藝大眾化的討論。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大會決定成立大眾文藝委員會,并在執委會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要確立新的路線,“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大眾化”[5],此后,瞿秋白、周揚、茅盾等人加入了文學大眾化的討論,涉及如何對待文學形式、文學語言、文學遺產等問題。30年代的魯迅,“既認定文藝具有從根本上為經濟關系和社會歷史運動因素制約的意識形態性質,又看到文藝具有社會和文學雙重觀照、現實和藝術并列考察的基本特征”[6];認為文藝有宣傳功能:“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7];對文藝遺產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提出了著名的拿來主義[8];并指出文藝批評家都有自己的圈子:“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9]這些使魯迅30年代的文藝思想體現出明顯的馬克思主義色彩[10]。毛澤東本人的理論積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1920年7月31日發表的《發起文化書社》說:“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11]因為新文化運動總體上看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事情,這既指出了新文化運動的弊端,也體現出鮮明的平民立場和大眾立場;在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中強調文藝宣傳對軍隊建設的重要性,使文藝工作成為部隊戰斗力的組成部分[12];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要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13],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服務對象是“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14],并高度評價了魯迅。所有這一切,包括《講話》之前共產黨人對文藝的理論闡發、魯迅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本人的文藝理論積累,對《講話》而言,都是既成的理論觀點,都是一種實在的存在,到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的時候,文藝界內部的矛盾比較突出,這些理論觀點恰好又能解決這些矛盾,于是這些觀點便順理成章地成為《講話》關注的對象。換言之,《講話》中的很多內容,反映了這些理論觀點,是對這些理論觀點的吸收和改造。

      作者簡介

      姓名:江守義 工作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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