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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視閾下的誤讀理論
      2019年08月05日 10:00 來源:《科學·經濟·社會》(蘭州)2018年第20184期 作者:崔國清 字號
      關鍵詞:誤讀;藝術生產;互文性;轉義

      內容摘要:文學的影響是文學批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不僅事關文學的傳統和創新。

      關鍵詞:誤讀;藝術生產;互文性;轉義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崔國清(1986- ),女,山西朔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論。

        關鍵詞:誤讀;藝術生產;互文性;轉義

        內容提要:文學的影響是文學批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不僅事關文學的傳統和創新,更牽涉文學史的構建。哈羅德·布魯姆提出的誤讀理論以文本互文性為理論基點建立起一套具有辯證意義的文學史發展模式,但是他將互文性限定在兩個文本內部的語言運作模式,很少聯系具體的歷史語境,失去了文本和社會現實之間的緊密聯系。本文將從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中“藝術生產”這一角度切入,考察誤讀理論作為文學革新發展的內在機制,從而對誤讀理論形成一個反思的視角,揭示文本本身的開放性、多元性和生成性。

        標題注釋: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絲路審美文化中外互通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7ZDA272)階段性成果。

       

        文學的傳統和創新之間的關系是文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它們在對立統一中共同推動著文學的生產革新。20世紀伊始,隨著文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文論的批評重點逐漸從作家過渡到文本,研究重心的變化使得文學批評家不僅關心單個文本的語言和結構,他們也開始研究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并試圖勾勒文學史的基本模式。具體可分為兩種基本路徑,第一種是以艾略特、韋勒克、弗雷等為代表的“一個詩人促使另一個詩人成長”的詩歌的非個人化理論,認為文學傳統決定了作家的創作方式,“無論是一出戲劇,一部小說,或者是一首詩,其決定因素不是別的,而是文學的傳統和慣例”[1],傳統和創新之間的關系為順向相關,前人天然合法地對后人的成長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影響是一種順時針的良性促進。第二種以哈羅德·布魯姆為代表的影響誤讀理論為代表,在布魯姆看來,前人的正向影響雖然存在,但他更加強調的是影響起到的阻礙作用,后輩新人在面對前輩詩人的強大存在時,必須儀式性地殺死前輩,通過“誤讀”前輩為自己的創作騰出空間。而誤讀發生在一首詩和另一首詩的所有方面,集中體現為一個六重轉義系統,主要包括反諷、提喻、轉喻、夸張、隱喻以及代喻,誤讀的發生基于語言內部的不穩定性,發酵于本義和轉義之間的相互糾纏,定格在前文本和后文本之間的影響關系上,最終指向文學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新人對前人的誤讀強調的是對抗、競爭,而非否定、割裂。純粹的否定必然會造成文學史的斷裂,后人的成長是通過重構前文本的方式來實現的,我們整個文學史是一部充滿誤讀的對抗史,而非否定史。在布魯姆看來,誤讀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歷史上沒有所謂的“正讀”,“閱讀,是一種延遲的、幾乎不可能的行為,如果更強調一下的話,那么,閱讀就是誤讀。”[2]誤讀在不斷生產新的理解和闡釋,不同作品之間的關系就是一部家庭的羅曼司。正是因為誤讀在不斷推動文學的更新換代,所以它是文學不斷創新的內在機制。既然誤讀直接指向創新,那么必然和馬克思主義所講的“藝術生產”有內在的邏輯關聯,這一點學界鮮有論及,雖然布魯姆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并且布魯姆公開向馬克思主義者叫板,稱對方為“憎恨派”,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術語“生產力”是理解誤讀理論不可或缺的參照系。同時,二者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有待澄清的問題,從馬克思主義批評的視閾對誤讀進行觀照,誤讀和文學生產共同構成的是文學傳統和創新之間的橋梁,也是文學的生產力。

        一、誤讀作為一種理論方法

        中外文學史上,“誤讀”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其對應的英語詞“misreading”是一個復合詞,由前綴“mis”加“reading”構成,正讀是誤讀存在的前提,誤讀是正讀基礎上的離格。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傳統文論旨在追求一種本質的、統一的意義,盡力避免因誤讀而產生的歧義。從艾布拉姆斯的“藝術批評諸坐標”[3]進行分析,20世紀以前,其“正”“誤”的標準由作家“欽定”,文本意義的來源依賴作家和世界。20世紀以來,作家權威隨著“理性”權威的消解面臨嚴重挑戰,讀者和文本一躍成為意義源。在傳統文論看來,語言是世界的表現工具,是現實的“外衣”,而形式主義將語言的地位提升到文本核心的地位,語言的轉義性、陌生化決定了文本的“文學性”;結構主義排斥作品之間的差異性,以普遍結構模式架構文本的意義;接受美學以及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認為文學闡釋的主體在于帶有“期待視野”的“隱含讀者”身上,文本作為空白的召喚意義的結構依然沒有超出文本意義確定性的范圍。可見,傳統文論對于誤讀的負面性談的太多,對于誤讀的生產性談的太少。

        在文本意義研究的問題上,真正實現顛覆性轉變的是解構主義批評。宣告傳統“正讀”的不可能性和“誤讀”的絕對性。在解構主義文學者看來,在文本這個系統中,事實上所有的邏各斯都是被延異下去的,決定文本意義的不是作者也不是讀者,甚至封閉的文本自身都不能窮盡意義,文字既建構文本,又擾亂(dislocate)文本,所有的文字都具有遺囑的性質,“意義的絕對起源就是痕跡”[4]。痕跡不是邏各斯,不是理念,痕跡就是文字,文字又是轉義的,是不可直觀的東西。正讀的權威被顛覆,誤讀與閱讀劃上等號。真正將誤讀理論進行系統化解讀的是布魯姆,但是布魯姆的誤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錯誤理解”的誤讀,也不是解構主義的“誤讀”,而是指讀者的有意偏離,是一種詩學影響。側重于文本之間的意義的對抗和修正,實質是意義的無限再生產。

        那么傳統上關于misreading的構詞法就需要做出新的界定,傳統認為“誤讀”以“正讀”為前提是不妥當的,因為這種說法預設了時間性,不如說“閱讀(read)”就被刻寫在“誤讀(misreading)”中,就像“建構(construct)”被刻寫在“解構(deconstruct)”中一樣。布魯姆的誤讀理論兼顧強力詩人對傳統的接受和反叛,因而“誤讀”既是“閱讀”也是“誤讀”,弱誤讀就是“正讀”,是一種被動接受前人而不成就自己的閱讀方法,事實上,布魯姆不否認傳統的“閱讀”(比如新批評,比如艾略特),他的“誤讀”實際上包含了傳統的“閱讀”,布魯姆最大程度地將誤讀的積極意義呈現出來,也即誤讀本身所具有的生產意義的特性。

        在布魯姆看來,雖然文本不存在唯一的確定意義,但是讀者也不能完全放棄意義的追尋,而是要“尋求恢復和重新確定意義”[5],對于解構主義者來說,文本的意義消解在無限延異的語言之網中,由于互文性的邊界寬廣,能指鏈不斷漂流,沒有終極的所指,尋找整合、統一的意義是不可能的。布魯姆與解構主義展開了激烈的論戰,重申了意義的在場,為文本的互文性劃定界限,一首詩的意義指向自身之外的另一首詩,表明了前文本和后文本的影響關系,使得我們可以更方便地從文學的歷時角度重建文學發展史和詩歌傳統。但文本之間的吸收和轉換不是隨意的嫁接和復制,新文本的生成總是伴隨著對前文本的生產、創造。其誤讀的生產性建立在文本是一個蘊含豐富意蘊的多義體這一事實之上,誤讀的過程就是意義生產的過程。誤讀具有的生產性,不是馬克思講的物質生產,而是藝術生產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批評過程中的加工行為。“不存在詩歌的主題,詩歌中也沒有主題,我們也不能使詩歌成為它自身的主題。強大的詩歌缺乏意義。我想說,如果我們要解讀好詩歌,使我們的誤讀比其他誤讀更強有力和有必要,詩歌缺乏意義會迫使我們去創造意義。”[6]

        總之,誤讀理論是一種滲透在文學發展過程各階段的理論學說,不同理論譜系的批評家對其做出了不同的闡釋,構成了各種各樣的“誤讀論”。尤其是繼尼采和弗洛伊德之后,文本意義的確定性和作者意圖的權威性遭到質疑,完全尋找文本正讀的可能性已然不存在。文本本身特有的復雜性、語言的轉義性、語境的延展性,再加上讀者閱讀過程中的生發、改編,批評家有可能發現一個文本中存在早先批評家忽略的含義。因此文學史的發展必然是一個誤讀的歷史,誤讀承載著巨大的理論負荷,人們對其的理解可能意味著對不同理論觀念和批評方法的選擇,誤讀側重強調文學的創造性,其理論要旨仍然可以在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的問題閾中尋找最大“公約數”。生產和消費是藝術活動的一體兩面,而誤讀之所以在現代文學批評中具有強大的理論闡釋力,其兩個主要原因分別對應著生產和消費這兩個環節:第一,20世紀的語言論轉向使得文本的構成由語言向話語轉變,文本成為意義含混的多義體,生產文本的過程變成能指和所指之間的組合游戲。第二,從文本接受到文本闡釋的讀者反應論轉型,文本意義不是由作者賦予的,而是由讀者、批評者、后輩作家“消費”的,重點強調受眾對文本意義的再加工。但是二者也有明顯區別,馬克思的藝術生產強調了藝術作品集體制作的一面,盡管生產和消費相互構成,在大部分情況下,馬克思的藝術生產集中在狹義的生產階段,而布魯姆的影響誤讀論卻強調了消費階段,在這一階段,后輩作家致力于超越前輩。也就是說,布魯姆的讀者閱讀過程的生產型誤讀代替了藝術作品在生產過程的生產性誤讀。

      作者簡介

      姓名:崔國清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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