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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學語言在電子文化語境中的變異
      2019年08月05日 10:39 來源:《文藝研究》(京)2018年第12期 作者:黃發有 字號
      關鍵詞:文學作品;電影;故事片;鏡頭語言

      內容摘要:電子文化以其強大的滲透性,不僅給文學作品的詞匯、修辭、語篇、語體都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記.

      關鍵詞:文學作品;電影;故事片;鏡頭語言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黃發有,山東大學文學院。

        內容提要:電子文化以其強大的滲透性,不僅給文學作品的詞匯、修辭、語篇、語體都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記,而且潛移默化地影響語言背后的感知方式與思維方式,導致語言思維的弱化與視聽思維的強化。受到影視文化的影響,腳本化的敘事文學創作運用鏡頭化的語言來突出畫面感,但過度強化語言的視聽效果,難免犧牲文學語言的多義性與豐富性。雜語共生是網絡文學語體的突出特征,小白文的流行是近年網絡文學語言發展的新趨勢,拼裝美學與雜糅風格必將對文學語言的未來走勢產生深遠影響。在語言變化異常活躍的電子時代,一方面應該以柔性規范守護語言的交際功能與公共性,另一方面應該以語言創新回應時代的新變。文學語言真正的創新是新舊語言交替過程中的融合與共生,是語言觀念的革新,是提升語言境界的系統工程。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中國文學傳媒史料綜合研究與分類編纂”(批準號:14AZD081)成果。

       

        關于“電子文化”(electronic culture),目前有兩種理解,其一是“帶電”的文化(電子是作為電量最小單元的基本粒子);其二是數字文化或網絡文化。本文使用廣義的“電子文化”,其媒介形式包括電報、電話、電影、廣播、電視、通信衛星、計算機、互聯網、手機等。在大眾媒介的發展歷程中,電子媒介的快速擴張爆發出顛覆性力量。電影、廣播、電視和互聯網以其技術優勢,給大眾帶來新的娛樂方式與文化快感。而電影故事片、廣播文藝節目、電視劇、網絡游戲將技術與藝術統一起來,聲音、畫面、色彩的有機融合以及視聽藝術的數字化進程,不僅豐富了電子媒介的藝術表現手段,而且不斷給印刷媒介和語言藝術帶來巨大挑戰。面對電子文化的圍逼之勢,語言藝術要通過自我調整來適應新的媒體環境。值得注意的是,語言藝術正在向視聽藝術靠攏:一方面,部分作家通過借鑒、吸收視聽藝術的敘事方式和審美元素,拓展文學的藝術空間,探索文學創造的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更多的作家以追逐新潮的姿態,關注熱點題材,敘事作品的創作采取腳本化的策略,在語言運用上表現出明顯的視聽化傾向。電子媒介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接觸世界的方式。伴隨著受眾閱讀方式的變化,作家的寫作方式和語言風格也發生了明顯的變異。從語言本身來看,電子文化以其強大的滲透性,給文學作品的詞匯、修辭、語篇、語體都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記;從更為宏闊的方面來看,電子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語言背后的感知方式與思維方式,導致語言思維的弱化與視聽思維的強化。

        一、文學語言的視聽化

        文學語言視聽化的重要特征是運用視覺語言和聽覺語言同步呈現信息和情感,使得接受者有一種置身其中的在場感。與此相伴的是審美趣味的紀實化,題材貼近民眾的真實生活,記錄現實進程的不同側面,語言具有鮮明的日常語言的特征,鮮活而粗糲,小說中的人物對話原汁原味,也顯得散漫而絮叨。正如電影理論家巴贊所言:“電影這個概念與完整無缺地再現現實是等同的。這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神話,這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①

        20世紀80年代出品的電影故事片與電視連續劇,絕大多數根據文學改編而來,但當時文學創作和影視創作各走各的路,制片機構和導演從已經發表或出版的作品中挑選改編對象,作家尤其是小說家遵循語言藝術的法則構思情節、琢磨語言。進入9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作家在寫小說時,主動向劇本的敘事規則靠攏。不少作家將主要精力用于“碼劇本”,文學創作成了副業,或者干脆像王海鸰、海巖等人,先寫劇本,再把劇本改編成小說。王海鸰的小說《牽手》《新結婚時代》《中國式離婚》都有明顯的劇本的痕跡,人物對白成為核心內容,而且是推動情節發展和變化的重要力量。王海鸰很注意通過對白來塑造人物的性格,而且也很重視說話人的性別、職業、身份、個性對說話方式的影響,譬如《新結婚時代》中顧小西的媽媽作為一個醫生,說話干練、較真,而且帶著濃厚的“職業腔”,其對白具有較強的辨識度。《中國式離婚》的結尾部分有這樣一些文字:

        林小楓伏在宋建平肩上耳語:“建平,你還走嗎?”

        宋建平遲疑一下,點頭。

        “你恨我嗎?”

        宋建平毫不遲疑地搖頭。

        “那,你還愛我嗎?”

        這一次,宋建平沒搖頭但是也沒點頭。

        于是林小楓明白了。她放開宋建平,打開隨身帶來的包,從里面抽出了她帶來的離婚協議書。②

        這些文字中的對白和動作都充滿了戲劇性,簡潔的對白可以讓受眾即刻明白語言表層的意思,也理解了人物語言背后隱藏的真實想法。在離婚大戰激烈的對攻游戲中,宋建平和林小楓不斷用言語刺激對方,從懷疑、憤怒、惶恐到怨恨、動搖、決絕,言辭之中火星四濺,兩人情緒大起大落,情節跌宕起伏。而結尾的這些對白,如同激情消退之后的余燼,盡管還有一些火星,但已經是心如死灰。對白中有欲說還休的苦衷,更多的是敷衍與無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到最后才抖出包袱的關鍵臺詞,總讓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事實上,在如今的電視連續劇中,類似的場景頻繁出現,在細節上大同小異,其效果和程式化的“再見”并無根本差別。王海鸰試圖強化對白的含混性,以此展示人物內心的矛盾性。遺憾的是,視聽化的語言在強化畫面感和聽覺效果時,往往會抑制語義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作者簡介

      姓名:黃發有 工作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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