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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民初新聞業態對清末后期新聞業態的揚棄與進步
      2019年08月05日 10:08 來源:《新聞春秋》2018年01期 作者:倪延年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中華民國”是以資產階級共和為國家政治體制的近代國家,“清帝國”則是封建君主專制的古代國家。中國新聞業態的發展并沒因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建立、清政府被推翻徹底割斷,而是在民國特定社會環境和新聞業發展規律作用下經過“揚棄”實現了時代性“進步”。本文比較了民初新聞業態與清末新聞業的差異,闡述了民初新聞業態對清末新聞業態“揚棄”的內容;探討了民初新聞業態較清末新聞業態歷史性進步的主要內涵。

        關鍵詞:民國新聞史/清末新聞史/新聞業態研究

        作者簡介:倪延年,南京師范大學民國新聞史研究所所長,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新聞史學會理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南京 210097)。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13&ZD154)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1895—1949)”(13AXW003)的階段成果。

       

        “民國初年”(以下簡稱“民初”)特指從辛亥首義勝利到孫中山在南京領導創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其參議院遷至北京正式辦公前(1912年4月)的這一階段。“清末后期”則是指自清政府1901年1月29日發布“變法上諭”[1]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的1912年元旦前的十余年間。

        一、民初新聞業態與清末后期新聞業態之比較

        民初新聞業態一方面有與清末后期新聞業態的鮮明本質差異,同時又與清末后期新聞業態存有割不斷的聯系。既有相互聯系又有本質區別,這就是民初新聞業態和清末后期新聞業態的基本現實。新聞業態主要是由新聞行政業態、新聞法制業態和新聞媒介業態等組成的新聞業物化表現形態。

        (一)民初與清末新聞行政業態之比較

        新聞行政業態主要是指社會(政府)對社會新聞業實施行政管理的機構或組織體系,即政府通過建立特定管理功能行政機構實施新聞業社會化管理的組織形態。

        1.民初的新聞行政業態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2]。《(民國)暫行報律》規定“新聞雜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發行及編輯人姓名,須向本部呈明注冊,或就近地方高級官廳呈明,咨部注冊”。可知民初新聞行政業態由國家層面“民政部”、地區層面“就近地方高級官廳”及地方層面“執行機關”等組成。

        2.清末后期的新聞行政業態

        清廷憲政編查館所上《憲政編查館奏考核報律折》中稱“如蒙俞允,擬請飭下民政部,通飭各省一體遵行”[3]。《大清報律》規定“凡開設報館發行報紙者,應開具下列各款,于發行二十日以前,呈由該管地方衙門申報本省督撫,咨明民政部存案”[4]可見清末后期新聞業行政業態由國家層面的朝廷“民政部”、地區層面本省“督撫(署)”及地方層面“該管地方衙門”組成。

        (二)民初與清末后期的新聞法制業態之比較

        民國成立后,孫中山領導的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十分注重對新聞業的法制化管理,用實際行動勾勒出了完整的民初新聞法制業態。

        1.民初的新聞法制業態

        孫中山領導下的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十分重視法制建設,在不長的時間內就建立起比較完整但不完善的新聞法規體系。這個新聞法規體系主要包括憲法性質的基本法律。即《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綜合性的新聞法令法規。含有與新聞活動相關條文但不是專為新聞活動制定的法令法規。如《著作物呈請注冊暫照前清著作權律分別核辦通告文》等;專門性新聞法規。如被孫中山以“大總統令”方式明令“撤銷”的《民國暫行報律》等;地方性新聞法規。如“大漢四川軍政府”1912年1月制頒《大漢四川軍政府報律》共37條[5]等。

        2.清末后期的新聞法制業態

        “仿行憲政”后清政府的新聞法制包括:憲法性質的基本法律。如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的“中國法制史上首部具有近代憲法意義的法律文件”[6]《欽定憲法大綱》;綜合性法令法規。如“預備立憲”中清廷先后制頒的《大清印刷物件專律》《著作權章程》及《違警律》和《新刑律》等;專門的新聞法規。如1907年9月5日清廷頒行的《報館暫行條規》、1908年3月14日頒行的《大清報律》及1911年1月29日頒行的《欽定報律》[7]等。地方性的新聞法規。如1906年5月30日清廷廣東南海縣令虞汝鈞制定公布要求“所屬各報一律遵行”[8]的《南海縣自訂報律八條》[9]及京師巡警總廳1906年10月16日公布生效的《報章應守規則》及清廷兩廣總督周馥1907年1月8日公布的《自訂報律三條》等。

        (三)民初與清末后期的新聞媒介業態之比較

        新聞媒介業態是指社會生活中各種新聞媒介現實存在的物化表現狀態,是新聞媒介相互競爭或補充達成基本均衡后的外在表現形式,是構成特定時期社會新聞業態的基本組成部分之一。

        1.民初的新聞媒介業態

        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實際運作時間只有數月,但民初新聞媒介業態已基本成型。主要有如下幾個部分組成:

        政府新聞報刊。主要有臨時政府總統府公報局編印出版的《臨時政府公報》。以及浙江軍政府1912年1月創辦的《浙江軍政府公報》、廣西都督府1912年2月創辦的《廣西公報》以及《四川軍政府官報》1912年3月改辦的《四川都督府政報》等。

        民營新聞報刊。如1912年1月10日尹厚田創辦的《商業日報》是一份“以報道商業新聞為主”[10]日報;1912年1月27日由黃體珊等個人集資在四川成都創辦的《西成報》等。

        政黨新聞報刊。南京臨時政府廢除了清廷“黨禁”,政黨團體辦報成為一種時尚,如章太炎1912年1月4日創辦的中華民國聯合會機關報《大共和日報》;1月7日由湖南國民黨人創辦的《漢口民國日報》;1月20日在南京創刊的中國社會黨機關報《人報》等。

        外國宗教及在華報刊。民國成立前后的外國宗教報刊的變化不大,老牌的英美德法等國在外國在華報刊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沙俄和日本的在華報刊出現急劇發展的態勢,且在同一地區爭奪影響力的勢頭很明顯。如日本人藤原鐮見主編的日文《新支那》周刊1912年3月在北京創刊,后來又增出《新支那日報》等。

        新聞紀錄電影。1911年11月由朱連奎組織攝制的《武漢戰爭》(1911),記錄了1911年10月27日起義軍與清軍在漢口大智門車站的激烈爭奪戰、11月12日武昌起義軍占領漢口、攻打漢陽的戰斗,11月16日起義軍自漢陽反攻,二次收復漢口等戰斗[11]的鏡頭,借助攝影機和電影膠片記錄重大新聞場景的新聞紀錄影片走進了民初新聞媒介業態的“相框”,正式成為其中新的一員。

        新聞通訊社。1912年3月,湖北通訊社在武漢成立,社址在武昌芝麻嶺,冉劍虹主持,是湖北地區的第一個通訊團體[12]。此后各地新聞通訊社以噴薄之勢發展。1912年就有湖南通訊社、民國第一通訊社、民國新聞社;公民通訊社和展民通訊社等[13]創設。

        2.清末后期的近代新聞媒介業態

        自清廷發布“變法”上諭及“預備立憲”,到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基本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近代新聞業態。主要包括:

        官辦新聞媒介。如清廷考察政治館1907年11月5日創辦“專載國家政治文牘”的《政治官報》;以及1911年8月24日由《政治官報》改辦的《內閣官報》[14]等;

        民營新聞媒介。由于商品經濟不發達,民族資產階級把創辦新聞報紙作為投資生財途徑的興趣不大;由于清廷“黨禁”未開,反朝廷政黨團體不能公開合法創辦報刊。無論是康梁還是孫黃,都是在清廷鞭長莫及的沿海或港澳地區,甚至到日、美創辦反清政論報刊。從報刊創辦者不在政府任職,運行經費不由政府提供,辦報宗旨與政府立場相對立等認識,把這類新聞媒介視為“民營新聞業”似也未嘗不可。

        宗教新聞媒介。早年教會報刊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生態變化出現分化,一部分更加“教會化”(如上海《圣心報》)[15],另一部分趨向“政論化”(如廣學會機關報《萬國公報》)等。教會人士出資由他人出面創辦經營新聞報紙的代表是1902年6月17日創刊的天津《大公報》。由英斂之的天主教友、資本家柴天寵和天主教主教樊國梁等“集股本萬元甘為賠墊”,邀英斂之“主持其事”[16]。民國建立后繼續出版。外國在華新聞媒介特指那些以報道新聞而不是報道宗教內容為主體的報刊。鴉片戰爭后,中國被打開了國門,英、美、法、德、意、瑞士、日本和沙俄等國各式人等紛紛來華辦報。其中部分屬于投資經營性質(如《申報》),另一部分則以新聞活動為媒介為本國利益服務(如天津英文《天津星期西報》)[17]。“辛丑和約”簽訂到民國成立前后,外國在華新聞業整體呈減弱態勢,但局部地區影響力仍在上升,一些外國報紙新聞言論甚至干預中國內政。

      作者簡介

      姓名:倪延年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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